青年科研人員“心病”問題亟待關注 如何為他們心理減負

2021-04-21 來源:中國青年報 作者:楊潔 邱晨輝

  一項針對我國超過1萬名科技工作者的調查數據顯示:有24.0%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,其中6.4%的科技工作者屬于高風險人群;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慮,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屬于中重度焦慮。

  這份數據來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發布的《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》(以下簡稱《報告》)。該報告作者之一、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,在近十年間即2009年、2017年和2019年進行的3次調查中,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漸升高趨勢;近兩次的調查中,科技工作者的輕、中、重度焦慮問題比例也均在上升。青年科研人員“心病”問題亟待關注。

  中級職稱科技工作者焦慮程度最高

  作為青年教師,33歲的李銘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著清晰的規劃:40歲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職稱。他自己心里盤算著:“如果以后我想做博士生導師,必須盡早評教授,否則未來很難拿到國家級的項目,或者發核心、典型的C刊?!?/p>

  因此,工作5年來,一到寒暑假,他就把時間利用起來做科研項目。然而,理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,最近的他有些焦慮。

  在去年副教授職稱評定中,這位來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師“敗下陣來”,全校80余名不同學院老師同臺競技,他是學院綜合評分第一名,本以為志在必得,卻在評委投票環節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績而落選。

  “時間緊迫,我要盡快在核心期刊發一篇論文,不然就趕不上下半年評職稱了?!崩钽懻f。按照學校規定,今年他如果繼續參評職稱,就要在去年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學術成果,不能拿過去的“重復參加”,這讓他感到“焦慮”,“正是評職稱的關鍵時期,要做的事情太多了”。

  今年4月,他申請了3個項目,博士后導師也催著他趕緊交文章。那時正逢學校組織體檢,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員收到了“血糖偏高”的結果。從那以后,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籃球,鍛煉身體。

  《報告》顯示,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慮,其中,中級職稱的科技工作者焦慮水平最高——有14.5%的人可能有中度焦慮或重度焦慮問題。

  李銘就是“最高”之一。這些被“爆炒”的壓力,主要來自兩方面:一部分來自內部,自我期待;另一部分則來自外部,學校高要求。

  以李銘所在學校為例,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不僅增加了評職稱的難度,也提高了年終考核的門檻。以往每年只需一個左右的省級項目即可達到“及格線”,如今要至少拿下兩個省級項目才算合格,“而且對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體,直接劃線到了排名的前30%左右”。

  《報告》對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維度進行細致研究,發現抑郁和焦慮與工作壓力呈正相關,工作壓力越大,抑郁和焦慮水平也越高,而其他4個方面如技能發展、決策自主、同事支持和上級支持均與抑郁和焦慮呈負相關。

  科研起步階段最難

 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師劉爽,則面臨科研成果的“限時任務”。入校時,學校和她簽訂了協議,3年期間完成規定任務,才能轉為事業編制,否則面臨被辭退的風險。

  “問題在于,起步太難了?!眲⑺f。對于青年科研人員,一年到手的科研經費兩萬元左右,搭建實驗平臺,買實驗設備,隨便一個儀器就要三四千元,好一點的動輒上萬。她只能緊巴巴地過日子,自己去找靠譜的供貨商,市場比價,盡量買最便宜的東西,“這都需要時間”。

  在她看來,只有平臺搭建起來,才有更多的時間放在科研上,“有些器材沒有,你不得不放棄這個課題。就算勉強能完成項目,也做不到很精確?!?/p>

  在辦公室里,她偶爾和系里新老師聊天,發現不少同齡人都有類似焦慮。新入職的老師一沒平臺,二沒人手,更多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況。

  陳祉妍說,適度的焦慮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進有效解決問題,而過度的焦慮則會造成身心的痛苦,給學習和工作帶來較大危害,甚至會造成正常社會的功能受損。

  李銘明白,做科研是一個很苦的事情,需要長時間的積累,等待一瞬間的爆發。外部的環境壓力加速著他的成長,“某種程度是推著我往前跑”。

  不過,他有時候和老教授聊天發現,這似乎是“青椒”“青稞”成長的必然規律,30歲左右博士畢業,中間10年要集中解決房子、配偶、小孩等問題,等這些生存問題解決后,才能真正安穩下來,人才能平靜下來。

  “實際上從30~40歲,對青年科技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非常煎熬的階段,打好了基礎后,過了40歲,事業慢慢有起色,焦慮、壓力可能就自然消失了?!崩钽懻f。

  《報告》也佐證了他的觀點:焦慮水平相對最低的,是正高職稱的科技工作者。

  科研教學生活角色需要平衡

  劉爽是剛入職高校的新教師,上完大學第一堂課,她給朋友發了個信息,寫著:英語說得嗑嗑巴巴,被督導逮了個正著。接著,她發了一連串的省略號。

  “現實打了我一耳光?!彼睦锢⒕?,“再多給一點時間,我是能把課講好的?!?/p>

  她所在的學院正缺人手,新教師還沒參加完入職培訓,領導就給她布置了任務:下周就得去給留學生上課。加班加點,她做完了PPT,第一次給學生上課緊張,加之英語不熟練,就有了這樣的結果。

 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務,教學量也大。她曾在學校里碰到一位同事,臉色慘白,一問才知道一個星期每天都有課,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課程,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去準備,“只能拼命地干,拼命地備課”。

  除了科研、教學壓力,來自家庭生活的壓力,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緒。

  據北京某研究院王強觀察,身邊有女同事剛生完孩子不到一年,因工作項目原因,經常去外地出差,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有3個星期都在外地,“有時候明顯感覺她情緒不高,心里裝著事兒”。

  海琴是一位有個1歲多大寶寶的“85后”科技工作者,她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孩子的教育問題:自己長期在外做科研項目,一個月最多回去一兩次,家里老人負責照看孩子,可晚上一關燈小孩又哭又鬧,老人管不住,小孩有時到11點多還沒睡覺。

  “孩子從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導,但我的工作沒辦法讓我常在她的身邊?!焙G僬f。

  對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,繁重科研任務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衡出現了偏差。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對1310名科技工作者進行小規模的調查,結果顯示,無論是工作對家庭的消極影響,還是家庭對工作的消極影響,都與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郁與焦慮得分正相關。

  需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

  《報告》直觀地反映了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聲:接近八成的人認為應該定期做心理健康狀況監測;58.9%的科技工作者愿意參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動;71.6%的科技工作者愿意接受心理咨詢。

  博士期間,劉爽留學時了解到,在國外有的大學里采取了三級心理干預方法,如果你來求助,第一層給予心理上的疏導,如果精神上無法幫助你解決問題,他們還會成立調查小組,去所在院系調查,甚至會對領導進行處分。

  “在國內,我們沒有對科研人員成立專門的心理輔導室,或者心理咨詢師不甚專業,很多人不會主動去尋求心理咨詢?!眲⑺^察,身邊同事排解壓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傾訴,或者打球運動。

  她曾和同事探討要不要去學校心理咨詢室“看看”,得到的回復竟出奇地一致:去了也沒用,如果真把自己壓力告訴了學校心理師,萬一被說出去,搞不好要得罪領導。

  陳祉妍說,科技工作者普遍更愿意通過網絡平臺和綠色通道進行心理咨詢,這種形式可以與自己單位保持相對獨立,與《報告》發現的科技工作者對心理和情緒問題存在污名化和誤解、對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存在顧慮的結果是一致的。

  《報告》發現,70.3%的科技工作者感到無法便利獲得心理健康服務;40.6%的人認為費用構成使用心理服務的困難;約一半的人害怕看完心理醫生之后被同事誤解,還有近六成人表示自己“不能判斷何時去求助”。

  劉爽建議,可以在學?;蛘呖蒲袡C構與行業權威的心理咨詢師合作,利用名氣增加被咨詢者的信任感,“有抑郁癥狀的科研人員無法自我排解時,還是會傾向于尋找權威專家的幫助”。

  如何為青年科研人員心理“減負”?

  《報告》提出,要完善心理健康篩查和檢測機制:為篩查出的高危個體提供就診和轉診指導,避免出現延誤干預和治療時機;此外還可以從科研環境來改善,如加強團隊支持,對于工作制度、環境客觀條件進行改進和調整,營造關愛與支持的環境、氛圍。

  陳祉妍還建議,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。她說,基于科技工作者的服務需要,在“知”的基礎上,也要重視“行”的培養。對有助于提升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素養、促進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技能,如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、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、及時緩解壓力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,可以開展相關培訓,開放學習資源和機會,讓科技工作者可以掌握科學的知識和技能,有技“傍身”,從而保護自己的心理健康。(應采訪者要求,李銘、劉爽、王強、海琴均為化名)